董振堂事迹陈列馆落成 生平简介、照片

董乃华家，董振堂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

新河县董振堂故居

■人物简介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生，新河县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冯玉祥部任职。1930年，任国民党26路军25师73旅旅长。1931年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一起率领26路军官兵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并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担任全军后卫，曾三次率部过草地，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1936年1月，任红军第五军军长。8月，奉命率部参加西路军。1937年1月，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2万余人包围，董振堂和3000多名将士壮烈殉难。董振堂是我省参加过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探访了河北籍参加过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董振堂的家人和故乡。

站在釜东排河大堤上放眼望去，釜东排河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排水功能，河道里没有水，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玉米地。大堤的一旁，一条柏油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向南部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村庄的名字叫西李家庄。被誉为红军长征“铁流后卫”的董振堂，就出生并成长在这个村庄，英雄家乡的人民也都记得———

9月18日，记者敲响了董振堂之孙董乃华家的房门。这是石家庄市一座普通的老房子，客厅最显眼位置悬挂的照片上就是董振堂，这也是董振堂戎马一生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从照片上看，董振堂祖孙长得很像，浓密的眉毛向上高挑着，十分有神。

今年63岁的董乃华说起从未谋面的爷爷，充满着敬佩之情。董乃华出生时，一家老小正在外颠沛流离，他一开始姓姥姥家的“赵”姓，1946年在冀南区政府的帮助下，一家人才回到新河老家重新安定下来，给他改回“董”姓。祖父的事迹，董乃华主要是通过家人、与祖父一起工作过的人的讲述，以及书本的描述中知道的。

“我从小就知道爷爷牺牲在战场上，三爷爷(董振堂之弟董志堂)经常给我们讲起爷爷的故事。老爷爷是习武之人，会用大片刀，爷爷小时候也学过些武艺。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爷爷13岁才进学堂。读书时，大爷爷(董振堂之兄董升堂)和爷爷兄弟俩共用一个书包。”董乃华说，祖父董振堂1913年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的称号。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1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参加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在绥远丘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董乃华介绍，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冯部黄河以南的残余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调往山东济宁地区，董振堂任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第25师73旅旅长。1931年春，蒋介石下令调26路军南下江西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第三次“围剿”失败后，26路军移到被红色区域包围的宁都县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26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但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和重兵阻拦。董振堂在困守宁都的几个月中，面对红军的宣传和革命活动，他看到了中国希望之光。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1.7万名官兵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指挥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投奔苏区，并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战斗。1932年4月，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董振堂任总指挥的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红五军团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得到“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长征中，红五军团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1934年11月底，红军向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由于前面部队携带了大量“坛坛罐罐”，行动迟缓，不能迅速过江，加重了红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残酷的血战。当时红五军团仅有第13师、第34师两个战斗师，兵力约1.1万人。当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34师已被敌军重重包围。最终，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渡湘江做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4月底，红军渡金沙江时，中央红军趁滇北防守空虚，决定兵分三路，从3个渡口同时渡江，董振堂的红五军团负责掩护军委纵队从中间的皎平渡渡江。按照这个部署，红五军团在江南岸的石板河一带掩护3天便可撤防。但渡江行动开始后，第一军团找不到渡船，架了半截的浮桥又被江水冲垮，第三军团也无法架浮桥，于是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沿江而下，第三军团沿江而上，都改从皎平渡渡江，而皎平渡仅有6只小木船，渡江所需时间延长，因此，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连续3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1935年8月，党中央毛儿盖会议后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四方面军的33军合编为红军第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下旬，红军2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五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之时，敌军马步芳等部约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经过9天9夜的激战，由于敌众我寡，被迫入城坚守，在敌强大炮火的攻击下，至20日高台终于失陷，董振堂和3000多名红军将士全部壮烈殉难，时年42岁。

董乃华说，祖父牺牲后，国民党将祖父的头颅在高台县挂了很多天，姑姑目前还保存着这张照片，“用铁丝捆着两个耳朵，吊在城墙上。家人每看到这张照片，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还说，后来叶剑英等人特意到高台寻找过祖父的尸体，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

董振堂牺牲后，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乃华用“伟大”一词来评价祖父的一生，他说董家为祖父的英勇事迹而自豪，家人时常到华北烈士陵园去凭吊和看望祖父。

在董振堂的故乡新河县城西部，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广场已经整饬出来。

当地人介绍，去年年底，广场所在地还是一个深两米多的大坑，是全县干部群众听说要建董振堂纪念设施，主动捐款100多万元填埋、整理出来的。按照规划，这里不仅有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雕像，还要建碑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河北籍参加过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董振堂的故乡，新河县人民为纪念董振堂、弘扬长征精神倾注了特别的感情。

县委县政府将董振堂纪念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来抓，以长征精神来纪念长征，举全县之力，全民参与；为做好纪念长征的宣传活动，县电视台开辟了《红军名将董振堂》电视专栏，并每天播放红军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制作董振堂连环画，翻印《红军名将董振堂》和《庞炳勋史料》两本书；在青银高速路新河段显要位置设置“董振堂故里”巨幅牌匾；同时，以县委的名义向全县广大党员发出了“弘扬长征精神建设美好新河”的倡议书，激发全县党员的创业热情。

新河县委书记叶宝权说，长征给我们留下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等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新河人民的英雄董振堂就是长征画卷中的重要一员，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董振堂从农村苦孩子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不怕牺牲、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将军的家乡人民，应该更好地学习董振堂，弘扬长征精神，励精图治，务实奋斗，以更快更好发展的实际行动，把新河建设得更加美好。

相关记录

他二十载追寻董振堂足迹

在董振堂的家乡新河县，说到董振堂，人们会很自然地提起另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新河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宋增贵。

宋增贵亲手绘制了一幅“董振堂一生线路图”，董振堂曾经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在“线路图”中都可以找到。新河—冀县—清河—保定—北京—南口……宋增贵指着图上的地点，讲述着董振堂具体在每一个地方的经历。

宋增贵搜集、整理董振堂的资料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他在19岁时就知道了董振堂，并深深地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以后碰上关于董振堂的书籍就买，到最后收集到的资料摞放起来有1米多高。

为搞到第一手资料，宋增贵还千方百计地走访了董振堂生前的警卫员及一起工作过的人员。1997年，他撰写了《董振堂》的电视剧本，可惜一直没有拍摄出来。

在与宋增贵接触的过程中，记者感觉到，他已经走进了董振堂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目前，他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到“董振堂事迹陈列馆”的筹备工作中。

去年年底和今年1月，宋增贵与新河县委、县政府的有关人员一起走访了董振堂生前战斗过、工作过的一些地方，还征集到了许多关于董振堂的第一手资料和他使用过的物品。

在宋增贵的走访中，最为惊险的莫过于1月份走过的攀枝花—会理(通安镇)—皎平渡—南宁—桂林—兴安—界首这条路线，20多天都在马不停蹄地踏访。

这条路在董振堂走过70余年后途依然险峻，尤其是从会理到通安镇再到皎平渡的路上，十分危险。

从通安镇到皎平渡的路上，从海拔两千米的山崖高处下去，只有单行的古栈道，“两旁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流向金沙江的山涧，路上全是弯，远远地就得停下等车，20多公里，竟走了3个小时，实在是让人心惊胆战。”

在会理县，宋增贵一行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当初董振堂所在的红五军团司令部的驻地，现在叫“兰厂村”。其实，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一细节，一个老太太说，红军来之前，有红军曾在她家的大房子里布置过，一个“大官”曾在家里住了5天，她婆婆给红军送过吃的，公公给红军带过路。现在，老太太还保存了很多红军当时使用过的器皿，包括她的婆婆给红军送食物的器皿。

那个“大官”就是董振堂。

在湘江纪念馆，宋增贵从史料中查到红五军团34师被围困的地方叫“文塘村”。为了找到这个地方，宋增贵与同伴从兴安到界首，再到全州，倒了4次车才找到。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还找到了34师撤退时架机枪的地方，“墙上还有子弹打的洞”。

在这里，一位老大爷保存有当时从阵地上捡来的铝盆和子弹壳，但说啥也不肯卖掉，老人说：“能有今天不容易，要用这个永远教育后人。”

宋增贵说，这次实际踏访之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当年董振堂带领红军行军、作战的不容易，“在皎平渡竟阻击了9天9夜，部队才渡过金沙江。”

在董振堂牺牲地甘肃高台的踏访中，宋增贵不忘给将军带上家乡的礼物：红枣和家乡酿造的白酒，“红枣不多不少带了42颗，代表42岁，同时还带上笔墨，代表家乡父老当场题字并敬献了花圈。”

宋增贵向记者讲述他在高台烈士陵园的墓碑前对董振堂的深情怀念时，记者也被他那份执著和投入感染了。宋增贵回忆，他当时特意用新河话对董振堂说道：“敬爱的董老将军，我们是从你的家乡新河县来的，代表县委、县政府来看望你的。70年来，你远离故土，远离亲人，家乡人民永远记得你……新河人民永远记得你……”说完这一席话，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长跪不起，大哭起来。

他说，那天晚上，高台空中飘起了大雪，下了很厚的一层。